国内学术前沿（第三期） 数字环境下的个体境遇

来源：爱游戏官网首页    发布时间：2023-12-31 04:27:18

  数字环境为个体提供了便捷获取、处理、生产信息的平台与渠道，但与此同时，智能平台、社会化媒体也有着一套特殊的行动规则与规范，受其影响，个体在融入数字环境的同时，其实践传播行为的逻辑也在无形之中得到了重塑。本期国内学术前沿围绕这一主题，选取了多篇核心期刊论文，以期从不同的视角，展现数字环境下个体的传播实践行为及其行动逻辑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讨论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未来又面临着怎样的可能性。

  利用技术的同时，个体也在被技术所形塑，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数字技术是否会削弱个体主体性的担忧。一方面，曾白凌从具身性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指出个人行踪轨迹的数据化、资源化、社会化是大势所趋，但身体也面临着成为技术改造对象和建构目标的风险。另一方面，彭兰注意到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或将促使用户的信息消费向基于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模式迁移，进而导致各类平台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变革。

  【摘要】在数字传播中，由于技术的去蔽，个人行踪轨迹正在代替身体本尊“在场”,促使互联网成为身体行踪轨迹的“元档案”。行踪轨迹所形成的个人数据呈现出所有者与处理者相分离的现象，处于一种被收集、被储存、被传输、被控制、被访问、被处理的状态，以私人空间为主的身体日常轨迹演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资源和数据资源。传播的偏向再次显灵，身体的多重性被技术去蔽，呈现出身体面向的多样化。“在场”的价值不再是身体功能的实现或“操劳”,也不仅是“情景”或场所的呈现，而是人的主体性，是对存在者“存在”的把握。人的需求和元动力成为身体“在场”的最后依据和理由。技术把身体的“在场”延伸为行踪轨迹的“在场”,由此带来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数据化和物化。不仅大众传播时代存在对身体“在场”的忽视和疑问，就是在数字传播时代，生物技术和传播技术也再次掀起疑问：身体是否有必要“在场”?技术能否取代身体?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行踪轨迹被另一部分人所“集置”;二是人的行踪轨迹乃至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象，行踪轨迹的数据化与物化暗藏着这一发展的新趋势与危险。

  【摘要】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或将促使用户的信息消费向基于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模式迁移，这种模式有助于为个体提供更高效率的信息收集与加工、整合，但也会使个体处于更加封闭的状态，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减少。用户向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的迁移，会导致网络站点平台的新运动，智能平台将成为新一代平台，它们也会不断获得并强化自己的权力，媒体的权力则进一步被侵蚀。用户会在知识生产与应用、艺术创作等动力下形成新的权利与权力流动，但在总体上，机器对人的认知控制权力会不断加大。

  在互联网戾气日益加重的趋势下，怎么样引导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中实现良性公共参与，平台及其提供的信息对用户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吴飞等人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指出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公共协商存在复杂关系，使用动机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郭小安和何君琼则指出，当前流行的社会化媒体——内容同质——态度极化的既定印象未必符合现实。其研究基于“中国安乐死合法化”议题，考察反态度信息和平衡信息在不同条件下对于用户态度的实际影响，指出破茧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多元信息接触的层面。

  【摘要】国内外研究对社会化媒体等数字平台对于公共协商的影响表现出广泛的兴趣。但是，相关研究对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公共协商程度之间关系的发现是不一致的。本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研究对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公共协商程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研究之后发现，社会化媒体使用总体上对三个维度的公共协商程度（观点清晰度、讨论合理度和反观点理解度）都具有正向影响，不过也会导致更高程度的谈话主导度。此外，由于社会化媒体用户的不同动机，社会化媒体使用对于公共协商程度的间接效果有些是反方向的。具体来说，社交动机、表达动机和信息动机主要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公共协商程度的关系之间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娱乐消遣动机则起到负向中介作用。本研究增进了社会化媒体使用对公共协商程度影响机制的理解，并对提升社会化媒体等数字平台上的公共协商程度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摘要】社会化媒体是不是真的存在“回音室效应”仍存有较大争议。过往研究多将算法视为信息茧房和态度极化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营造了单一同质的信息环境，不利于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而异质、多元偶遇的信息则被当作“破茧”良方。本文借助在线-实验法，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设计了3（亲态度/反态度/平衡态度）×2（高论证质量/低论证质量）的多因素组间实验，尝试探究反态度信息和平衡信息接触对用户态度的实际影响。根据结果得出，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会化媒体并不必然带来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同质信息也不必然引发“过滤泡”效应。高质量反态度信息能够缓和或改变个人态度，但对高议题卷入度的人来说，反态度信息反而抑制态度去极化；人们同样会以处理片面信息的确认偏误方式理解平衡信息，但那些无明确立场、低说服意图的平衡信息具备态度修正潜力。因此，在考虑信息质量以及投放信息人群的议题卷入度的前提下，偶然信息投放能够有效缓解舆论极化问题。

  数字环境催生了特有的传播现象，为了更加清晰地梳理其行为逻辑，从网络生态的视角进行解读亦是一种选择。刘紫川等人以网络暴力作为切入点，通过多案例分析和质性文本分析刻画青年网络暴力活动的表层特征，并结合青年网民的真实的生活与网络活动特点探究网暴活动的价值基础与社会根源。

  【摘要】现有研究主要从现实社会不满和互联网传播环境两个角度解释网暴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网络生态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网络暴力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该理论视角指出，现实社会状况利用互联网生态间接塑造网络暴力事件，而网络行动者的话语生成逻辑及其价值观念倾向则是理解网络暴力表征的关键性因素。对青年网暴案例的分析发现，青年网暴活动呈现出话语动机私人化、动员方式社群化、演进趋势主动竞赛化等特征。网暴对部分青年网民而言已成为道德上可接受的活动。青年施暴者所嵌入的具有局部性和个体化特征的“亚道德”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冲击了主流道德的主导性地位，为合理化、正当化网暴行动提供了价值支撑。对有网暴倾向的青年微博用户博文的分析显示，现实生存困境与虚拟共同体生活共同构成了青年网暴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文章最后指出需要采取系统性视角来指导网络暴力治理。

  【内容综合整理自：《现代传播》《新闻界》《当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